换位思考 世界会更美

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把家庭看作是国家的基础，称之为公民政府的基础或国家的‘苗床。

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科学的文明，既从满足人群要求的文化活动产生，当然是有其交澈互通辟系的：生存藉安善、进步乃成更丰富的生存，安善藉生存奠其基，而进步成其功。一切法缘生性空义中，必明一一法种子因义，乃可全明一切法仗因托缘而生成的实相。

就人切近言之，即可谓随一个人皆是社会性的，所谓‘人固然一生下地后便长养于社会之中，而他之造社会现象根本是站在社会中的，这完全是把社会作用于他的又反作用于社会的一种过程。文明乃是文化活动的成绩，所以文化乃是人群求生存、求安善、求进步所起活动工作的总和。性理中，有虚空无为与真如无为等。莫不皆是现存余物之边际，亦莫不可为现存余事的中心。亦可谓是澈底的主观论、唯心论、意志论、无定论、自由论的。

由现实论故，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如此、故一切事物中任何一事一物，莫非是无始无终无边无中的。我们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举出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相似之处——从灿烂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到对于幸福和同情心的拒斥。

他毒杀了兄弟，流放了姐妹，杀害了罗马的大法官，他每隔9天就要签署一批将要被处死的人的名单，叫做清帐。二、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共有的仁政观念 斯多葛派的仁政观念经历了从罗马共和时代到帝制时代的变迁。马克斯·韦伯对中国文化虽有偏见，但说儒家在神圣的传统允许的范围内明确地不按照‘一视同仁的形式规则判案(65)，却合乎历史实际。但礼又不仅是家族社会的习俗，而且体现在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其内容未必都是合乎理性的。

而帝制时代的帝王师塞涅卡则认同了奥古斯都把国家变成他的res privata(个人财产，个人事务)，把主要希望寄托于皇帝的道德修养和法外开恩。孔子继承这一传统，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

无恻隐之心固然非人，无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同样不是人。当然，也有试图比较其高下的：如狄德罗，认为一部《中庸》还不及塞涅卡的几句名言。语言的考辨诚然有助于概念的澄清，但又决不能像20世纪的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极其深远而广大的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学问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四端之心说。

西塞罗说：假如人们能按照与自己关系的密切程度对每个人都表现出仁慈，那么社会利益和社会公约就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还有，那些看起来满是怜悯之情的人们在向困境中的人施舍时，往往显示出傲慢的态度，这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于儒家和斯多葛派思想的研究决不能脱离他们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把家庭看作是国家的基础，称之为公民政府的基础或国家的‘苗床。

见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1页。也有把孔子比作爱比克泰德的，如伏尔泰，认为此二人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一样合乎人情。

(《孟子·梁惠王下》)与此相似，西塞罗提出了僭主非君主说：希腊人认为，君主的称号只能给予那种像父亲关心其子女一样关心其人民的福利，使得推举他来统治的人们享有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的统治者。因为宽恕一个人的犯罪或者不端行为，就意味着承认那不是他的过错。

由于中西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儒家与斯多葛派的仁政思想也存在以下三大差异： 第一，儒家的自然法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的关注重心不同。因此，如果牺牲自己能对祖国有所助益的话，真正的爱国志士谁会不愿意为国捐躯呢？(33)在儒者中，孔子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他满怀着对于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深沉忧虑，赞赏管仲之仁。塞涅卡也说：国王和僭主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仁慈。这与芝诺以完善道德人格为自足的幸福、不为浮名和财富动心有相通之处。(82)(84)[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0—621、509页。(43)塞涅卡说：对一个统治者而言，没有人能设想出一个比仁慈与其更为相称的东西来，……这个权力如果合乎自然法的标准，它就不必要伤害什么。

(《论语·学而》有子曰)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虽然你是一个自由的道德之国的立法成员，但你的身份毕竟只是这个国的臣民，而不是元首，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感情去行动，那就是对神圣法则的自大的拒斥和在精神上对这法则的背弃(80)。

而Humanity，Virtue，Goodness，Benevolence这些词，在休谟《人性论》中论及仁爱时都用过。(《论语·卫灵公》)斯多葛派哲人也是倡导这种精神的。

(13)他宣称没有哪个学派的哲学家比斯多葛学派更为善良或者更为温厚，更为博爱或者更为关注公共的利益。向雅典公民宣讲这一原则成为伊索克拉底的著名演说Nicocles的一项重要内容(16)，这是在斯多葛派产生前约70年发生的事。

因此，首先应当给与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人以一切必要的资助。⑤⑥⑦⑧(17)(32)(36)(37)(39)(43)(45)(55)[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4—165、166、161、165、166、89、173、166、41、41—42、41、77—78页。其千言万语，无非是说明，道德并不成立于知性所能发现的任何事实，恶与德不是我们凭理性所能发现其存在的。在中国，以自然法为武器来批判恶法似乎主要是道家学者的事，到了17世纪儒家才走上前台，如王夫之痛斥宋儒为申韩之儒、黄宗羲怒斥家天下的专制法律为非法之法等等。

西塞罗深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要做一个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怕死、怕苦、怕放逐、怕贫穷，或不能公道地评价他们的对立面，他就不可能是公正的。……血缘通过善意和关爱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2)。

(六)儒家和斯多葛派都意识到说服统治者施行仁政必须晓以利害 孟子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对梁惠王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否则，就会像桀纣的下场一样。……这是将人们乃至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最宽泛的纽带(12)。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有《农夫和蛇》的故事，中国明代马中锡《东田文集》中有《中山狼传》(即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其中所讲的决不能怜悯毒蛇和中山狼一样的恶人的道理，都是无数善良人的血泪的结晶。(81)但罗素在这里还是看低了康德的彻底，因为即使在人生最亲密的关系中，康德也只讲完全不带感情的原始直接性。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4)儒家认为有德者必有位，但也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位者必有德。荀子亦有著名的水舟之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共和时代的西塞罗为有罗马这个res publica(公共的财富)而骄傲，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没有比‘怕更不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了。西塞罗说，人们之所以拥立德高望重者为王，是为了他顺应民意，制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使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享有同等的权利(57)。

为了掩饰其残酷和无耻，他自夸具有斯多葛派不动心的美德，并且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赞赏的了(74)。(三)康德如何把斯多葛派伦理学的失误推向极端 斯多葛派的伦理学说深刻影响了德国唯心主义。

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以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等等来回答(《礼记?孔子闲居》)。(62)(65)[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9—200、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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